繁华昌盛的舒州，刘鼎决定对税法进行一定的调整。

　　根据诸葛斌的详细介绍，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，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、调、力役制度。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，贞观年间又作了详细规定：男丁每年交粟2石，叫做“租”；每年服役2o天，或每天以绢3尺(或布尺)代役。叫做“庸”，也称“输庸代役”；每年交绢2丈，绵3两，或者交布丈，麻3斤，叫做“调”。这就是租庸调制。

　　租庸调制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，不服徭役可以折“庸”代替。这个定制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地财富。据史书记载，到天宝初年，全国的粮仓存粮96o6万石，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。每丁平均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。后来，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，农民受田普遍不足。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，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。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，财政收入减少。这样，租庸调制行不通了。

　　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政府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，颁行两税法。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。它的主要内容为：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，然后摊派征收；以大历十四年（公元779年）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地标准；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部取消，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户税；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，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。

　　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。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，扩大了征税面。同时，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。体现了赋税地展规律，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。但是，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。唐宪宗元和四年（公元8o9年），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：“典桑卖地纳官租，明年衣食将何如？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。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？”

　　唐朝的税法，从租庸调到两税法，始终没有彻底废除按照人头收税的规定，两税法里面也始终保留着户税。使得民间藏匿男丁的风气还是比较严重，经常出现一家十几人，但是没有一个适龄男丁的情况，这是统计人口最大的障碍，也是造成流民众多的主要原因。按照诸葛斌的估计，现在舒州地户籍男丁只有不足万人。实际上应该远远过此数。这都是因为藏匿男丁的缘故。

　　商人按照自身资产来缴税，也不符合时代规律。导致商人们在赚钱以后，不是继续扩大经营，而是置田买地，建设庄园，修筑豪华住宅，购买娇妻美妾，奴仆奴婢，以各种的方式将资金重新冻结起来，严重妨碍了商业的展，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，导致更多的流民出现。刘鼎始终觉得，商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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